一、吴承恩实际担任过王府官职吗 《西游记》里讲了一个玉华县的故事： 西天路上，有个天竺国下郡，叫玉华县。城中县主，就是天竺皇帝之宗室，受封于此，称玉华王，在此已有五代，有贤名在外。宫内有三个小王子，拜孙悟空、猪八戒、沙和尚为师，分别使棍、使钯、使杖，谁知惹出一窝狮子精，几番苦战，几经周折，才拽出太乙救苦天尊收服狮精，顺利通过玉华县。 《西游记》里大大小小写过九个人间国度、十几个王，多多少少都有点毛病，唯有这个玉华王没有受到一句批评，显得很突出。有人认为这个玉华王实际上就是吴承恩侍奉过的荆王。如果这一说能够成立，那么吴承恩生平中的一个重大事件就能得以澄清。 在前面我们说到吴承恩于长兴下狱后被补授了荆王府纪善一职。这件事本身已无疑问，吴承恩墓中出土的刻有“荆府纪善”四字的棺头板就是最有力的证明。但吴承恩是否实际到任，却有不同的童见。 有人认为吴承恩从狱中出来后，虽然有了名誉上的补偿，但并没有实际到任，而是心灰意懒地打道回府了。因为现在找不到他在湖北活动的痕迹。另外则有人认为吴承恩实际到任并在荆王府呆了约二年之久，其活动虽然没有直接见于记载，但也不是无迹可寻。 笔者持第二种意见，即认为吴承恩实际到任过。理由就是《西游记》中的玉华王故事。 明朝在皇室内部权力分配中、采用的是长子继承制，其余皇子则分封藩王。起初这种藩王很有实权，因为朱元璋初次封藩时国家尚未完全安定，分封出去的皇子肩负着维护皇室权威的重任，朱元璋让他们坐镇一方，总揽军政大权的目的和意图都可以理解。但不久这种做法的弊病就暴露出来了。朱元璋册立的继承人是太子朱标，但朱标早死，只得改继承人为太孙朱允炆，朱允炆称帝后根本无法驾驭他的那些如狼似虎各霸一方的叔叔们，而四叔朱棣干脆起兵，以清君侧为名把侄儿的皇位抢了过来，自称永乐皇帝。朱棣为了防止类似的事件再发生在自己身上，就剥夺了藩王的一切实权。从那以后，藩王到了一定的年龄就必须到自己的领地去，没有圣旨不得回京。在领地可以享受优厚的生活待遇，但不得干预地方官的行政执法。所谓领地，也只是一个与皇宫相似的大院子而已，院子外面的人有责任供应院里的使用物资，但藩王只对院子里的一方土地拥有实际管辖权。即使在这块领地里，也还有中央派来的官员。这些官员一方面是王府地位的象征，表示这里毕竟是“王府”，另一方面也多少有点监视藩王的意思。 皇帝每更换一次，就要增加几个新王。一代代增加下去，结果王越来越多。而且老王那里也有个继承和分封的问题，王的位置由长子继承，其余王子也得给封号称王。这样几代人下来，王就有了区别：新王是皇上的直系亲属，当然尊贵；老王越老便越是皇上的旁系，自然也就稍逊一等；而由老王中分封出来的小王，地位当然更次。因此明代后期对一些需要加以惩诫但又不便处理的官员则配进王府，品级一般不变，名份上仍然好看，但分到什么样的王府便大有讲究了，新王府和老得发霉的王府显然就不——样了。 王府象征性地设一些衙门。职位最高的是长史，正五品；其次为审理，正六品；再次是纪善，正八品，“掌讽导理法，开喻古谊，及国家恩义大节，以诏王善”，就好像是王府的导师，负责对小王子的教育训导，但实际上管不了那么多，只如清客一般。 吴承恩去的地方是荆宪王府，简称荆王府。第一代荆王是明代第四个皇帝仁宗朱高炽的儿子，最初封地在建昌，后改迁蕲州(今湖北蕲春县)。吴承恩到任时，荆王已传至第六代，但在蕲州则为第五代。 二、为什么说《西游记》中的玉华王就是荆王呢？ 首先，玉华王出自皇家宗室，受封于此，在此地已五代。这与荆王的身份一致，荆王在蕲州正是五代。最重要的是，“玉华”正是荆王府的一处宫名。这样，玉华王就可以看作是荆王府的明确代称。 其次，《西游记》中玄奘师徒所过之处，凡有王便称国，都要倒换关文，唯独这个玉华王所在地不称国而称县。这是为什么？因为作者非常懂得明朝藩王府的微妙处境。古代封藩即称封国，但在明代已演变为称国即犯忌，藩王被剥夺所有实权，正是为了防止他们成为真正的国。作者为了不给荆王无端地制造麻烦，所以只称其地为县。这一点看似偶然，实则饱含深意，不懂其中奥妙者是绝不会注意到的，因而可以肯定作者到过王府。 再次，《西游记》写玉华王府，“府门左右，有长史府、审理厅、典膳所、待客馆”。这正是典型的王府建制，如果没有王府生活经历，恐怕不会区分得如此清楚。 另外，《西游记》写到三个小王子，而当时荆府中正好有三个小王子。三个小王子拜孙悟空等为师，而荆府纪善名义上正是王子的导师。三个小王子为了拜师，“不摆驾，不张盖”，步行去见唐僧师徒。唐僧师徒同意后，大摆宴席庆贺却不举行任何仪式，这也是颇有深意的。按理说拜师应有一定仪式，但吴承恩虽官为纪善，名义上是小王子的老师，然而他又是王府属员，朝廷职官，不可能由王主持什么礼仪。所以他在写这段故事时的心理状况很特殊：既要摆摆老师的身价，同时又不能吹牛说有多么隆重的礼仪。只得用“不摆驾，不张盖”来强调小王子的谦恭从而突出老师的尊贵。理由还有很多，但我们认为这已足够说明吴承恩曾到过荆府纪善任上。另外还有些研究者发现吴承恩的一些诗文可能是作于荆府任上。 吴承恩在荆府纪善任上做了些什么呢？恐怕什么实际事务也没有做，王府之内除了酬答唱和，大概不会有什么事会麻烦他老人家。但很可能就在此期间，他完成了自己一生中最重要的一件事，写成了《西游记》。 [ 本帖最后由 王城根 于 2008-6-2 17:07 编辑 ]

三、吴承恩《宴凤凰台》一诗作于何处 在吴承恩的生平研究中，他是否到任荆府纪善恐怕是最受关注的一个谜。这个问题似乎太重要了，直接关系到吴承恩是否写过《西游记》、何时完成《西游记》等一系列问题的解决。 《西游记》中玉华王与荆王府情况的吻合，可以看作是吴承恩实际到任的证据。还有其它更直接的记载吗？ 有些研究者想到了吴承恩的诗文。有时候诗文中虽然没有直接提到时间、地点，但通过分析或曰“考证”，可以找出某诗某文的时间、地点和事件。 吴承恩《送人游洞庭》、《送人游匡庐》两首诗首先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吴承恩一生主要的活动地点在淮安，其次在南京，偶尔到过北京、长兴。这些地方文化、经济、地理各方面与洞庭、匡庐都没有密切的联系，吴承恩的友人中怎么可能一会儿有人会游匡庐，—会儿有人去游洞庭呢？而且是乘小船千里迢迢地去游？但如果我们假设吴承恩是在荆王府送友人登程的，一切就顺理成章了。荆王府所在地在今湖北蕲春县蕲州镇，正在匡庐、洞庭的中间，与其隔长江而相望。历史上向来有“左控匡庐，右接洞庭”的说法，在文化、经济方面也都算在同一区域里。从这里启程去游洞庭、游匡庐，是完全正常的。 其次吴承恩的一首《送魏子还江西兼赴省试》诗也值得推敲。 诗这样写道： 君今何事滞归航，六月南风日日强， 一夜江神吹转北，应催王勃序膳王。 意思是说，由于一直刮南风，魏子的归期受到影响。应该有神灵庇佑转吹北风，让魏子这样的高才能赶上机会。这里引用了唐朝王勃作的《滕王阁序》的一段典故。以王勃参与滕王阁盛会比喻魏子的应赴省试，自然恰当。那么魏子此时是在何处受阻搁呢？换句话说，吴承恩此时是在何处送魏子上船启航呢？从诗中用典看，从吴承恩的踪迹看，写这首诗的地点应该是在蕲州。 最引人注目的是《宴凤凰台》一诗： 梅花融雪丽香台，仙旅凭高锦席开。 山水四围龙虎抱，云霞五彩凤凰来。 客乡喜入阳和侯，尊酒叨承将相才。 独倚东风番醉墨，遍题春色对蓬莱。 由于金陵有座凤凰台，题咏很多，加之吴承恩和当时一班人称“白下风流”的文士们有往来，所以—般都认为这首诗写于金陵。 但是细读之下又觉得很别扭。这首诗客套应酬的味很浓，似乎大家初次见面，又似乎对方的身份不低于他而使他必须表现出一种客套。这和吴承恩在金陵的所作所为是相悖的。吴承恩和当时金陵一班名士们的往来，并非是由于什么近交，也并非出于乡谊，靠的就是自己的才气。他和那一班名士的唱和诗，都写得豪放流畅，怎么冒出这么一首拘谨谦恭的诗来呢？真让人费解。 后来笔者到蕲州考察时想到这首诗，忽然觉得以前对这首诗是误解了。我认为，这首诗作于蕲州，只有把它放在蕲州的背景下，才有豁然开朗的感觉，真称得上句句对应，一字不虚。具体考证请另见。 这首诗我认为几乎就是吴承恩在荆府任职的铁证。当然，联系金陵世德堂本陈元之的序，解决《西游记》的写作时间和地点就是顺理成章的了。 四、吴承恩何时最后完成《西游记》 对此历来有两种说法。 一种认为创作于晚年。理由是，一部文学巨著，其中必然浸润着作者丰富复杂的生活经历和对社会的深刻理解，这是决定作品是否有传世价值的内在因素。因此，传世之作往往出现在作者有了足够的生活阅历的晚年，《西游记》当不例外。 一种认为创作于中年。这一说法认为所谓的晚年并不是精确的概念。曹雪芹写《红楼梦》未完稿而逝，《红楼梦》应说是创作于晚年，但当时曹雪芹不过四十余岁；而吴承恩享年近八十岁，四十多岁时还忙着读书赶考，如果这个时候他写了《西游记》，应算是晚年还是中年？如果算晚年，那么晚年未免来得太早；如果算中年，又似乎比曹雪芹低了辈份。 苏兴先生是中年说的代表。他的理由主要有4条：1、由作品表露的思想与作者思想的发展变化来看，《西游记》不能是吴承恩老年即七十岁以后的作品。作品的主题思想与主要人物的性格和行为，都是吴承恩中壮年时期思想的反映。中壮年的吴承恩具有强烈的反抗精神，不平不满之气很浓，至晚年则趋于衰竭。2、大凡中国古典长篇小说的主要正面人物，多数是作者本人思想面貌的写照，《儒林外史》的杜少卿、《红楼梦》的贾宝玉莫不如此。吴承恩的思想性格，在孙悟空身上也应有一定的反映，而创造出孙悟空，以孙悟空自我写照的人恐怕不会是一个老年人吧。3、《西游记》的早期版本不署作者姓名，却都标明“华阳洞天主人校”。这个华阳洞天主人一般认为即是吴承恩好友，后来做到内阁大学土即宰相的李春芳。李春芳与吴承恩在吴四十岁左右相识(当时李以举人身份在淮安一带授馆)，四年后李中进士入仕，如果两人合作，则应在此时期内。4、也就在嘉靖二十一年(公元1542年)吴承恩三十九岁时，他与好友朱曰藩发生过一次激烈的冲突。冲突的议题是究竟应潇洒江湖还是应读书入仕。引起冲突的事端则是由于吴承恩拿了一篇“奇文”让朱欣赏，朱却认为吴承恩不自珍重而引起的，这篇奇文苏兴先生认为就是《西游记》。 这种分析似乎有道理，但它是以吴承恩没有实际任职荆府纪善，《西游记》中的玉华王与荆王也没有任何联系为前提的。而事实上吴承恩到任荆王府的可能性很大，玉华王也显然是荆王的写照。这些都是吴承恩晚年也就是六十岁以后的事。 我们认为，各种说法其实并不完全矛盾。吴承恩自幼爱读传奇志怪是事实，早巳想写并在正当努力的壮年写过，—本《禹鼎志》便是事实。那么，他酝酿《西游记》可能也就并非一日，很可能早在青壮年时就有这种想法。但好几十万字的《西游记》绝非一时所能完成，特别是在他事业未成，仍得以主要精力应付科举的情况下，让他集中精力去写《西游记》这种既不能扬名又不能糊口的杂书，显然也是不现实的。何况《西游记》中的朱紫国(“朱子”的谐音，也就是指王府)、玉华县显然和吴承恩晚年的经历有关。 比较合理的说法应该是：吴承恩早在青壮年时期就与神话志怪小说结下了不解之缘，并且有了创作《西游记》的想法。这个时期的《禹鼎志》可以看作是一次试笔。但由于他也需为谋生而奔波，这个计划并未付诸实施或者虽然已经进行但并未完成。当他六十多岁进入王府任纪善之后，比较清静安宁的环境引起了他偿还夙愿的想法，于是在荆王的支持下，着手整理《西游记》旧稿并最终完成。任期届满后，吴承恩衣锦还乡而将书稿留在了荆王府由王府处理，因为他自己是无力出资刊刻这部巨著的，这种花大钱的事只有让王府去办。而王府在十多年内并没有处理好这件事，在吴承恩逝世之前这本书没有正式面世。又十年左右的时间后，书稿流落至王府外面，被南京的一个出版商世德堂的主人买去。世德堂出于商业方面的考虑，倒是挺重视这部书稿，立即斥资付印，在吴承恩逝世后的第十年，书版已经完成，并请一个叫陈元之的人写了序准备付印。但不知此时又发生了什么变故，世德堂并没有将书版实际付印，书版反而缺失损坏。几经周折，残缺的书版又转手到另一书坊荣寿堂，经荣寿堂补齐书版后才正式行世。这时，距吴承恩逝世已经二十或三十年之久。 以上虽然有推测的成份，但并非凭空胡说。学者们对这个过程有很复杂很详细的考证。我们认为这种推测也是比较合理的，依据这个思路想下去，关于吴承恩生平中的许多问题都可以得到解答。 比如，人们在研究吴承恩青壮年时的所作所为时，总觉得他在这个应当正经读书以图日后飞黄腾达的时期有点不太专心，有时还神神秘秘地和朋友讨论一本什么“奇文”，当朋友批评他时还显得愤愤不平。这里的“奇文”究竟是什么？如果说是《西游记》，为什么又找不到更明确的痕迹？现在我们可以回答说，吴承恩青壮年时的确不专心，他的所谓“奇文”与《西游记》有关，但不是已完成的《西游记》，而是某些想法或片断，所以我们又没有明确的痕迹可寻。 又如，二十年前人们对吴承恩有过荆府纪善任职经历一事根本不予重视，即使提到也不过是说曾有此职衔但并未到任。这样一来，世德堂本前面的陈元之序中提到的《西游记》可能出自王府的说法就显得很突兀，因而人们也就认为陈元之信口开河，故弄玄虚。但1981年发现吴承恩的刻有“荆府纪善”的棺头板后，人们觉得吴承恩既然以此作为自己的最后官衔，恐怕对未到任的说法要重新考虑了。再通过对荆王府的调查，又发现荆王府的背景与《西游记》的玉华王故事很相似，人们又觉得，应该认为吴承恩到过荆王府。这样一来，陈元之序中的说法就顺理成章了。它又有助于解决《西游记》写成于什么时期和吴承恩在几十个取经故事中，自己究竟创作了多少这样一些问题。 再如，有些怀疑吴承恩是否具有作者资格的人常会问：如果吴承恩是《西游记》的作者，该书在其逝世十年后已出版，为什么吴承恩的同时代人或稍后一些的人从未提到过此事？现在我们根据上面的思路就可以回答：吴承恩在荆王府完成书稿井将书稿留在了荆王府，直到他逝世后十年书稿才从王府流出被书商购得并刻印，而又二十年后才行世。所以当时的人均没有见到此书，而吴承恩回乡后因手边没有书稿对此事也就避而不提，大家在所有记录中都没有涉及《西游记》也就不奇怪了。而吴承恩逝世四十年后，该书已流传天下，《天启淮安府志》记下“吴承恩《西游记》”不就很正常了吗！ [ 本帖最后由 王城根 于 2008-6-2 17:09 编辑 ]

是的哦